這部題材特殊、沒有征戰場面的戰爭電影，恐怕正引爆了那少有群眾涉足的地雷區：對於戰敗侵略國的戰後處理。

　　作為人類初生以來最大規模的慘烈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主題在電影上有過無數次搬演，並成為主流之一歷久不衰。包括今（2017）年中將要上映、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 1970-）導演的大製作：《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也將要為這個宏大系譜再添一筆。但其中多是以盟軍抗擊邪惡軸心，或譴責納粹及日帝的暴行為主旋律。少數納粹德國為敘事主體的《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 2004），則在相當嚴格的自律下，完成對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末路的歷史巡禮，力求客觀的結果，使其成為又一反省第三帝國的良心之作。

　　不甘續走老路，或可能冥冥中受到使命召喚，來自丹麥的馬汀．贊帝維（Martin Zandvliet）另闢蹊徑，於是有了我們今日所見的《拆彈少年》（Under Sandet, 2015）。

（離鄉背井，身陷絕境，因為他們「必須」承擔父親一輩的原罪）

◆敘事之人

　　整體製作上，《拆彈少年》達到顯著的藝術成就：使北海岸原野壯麗風光一覽無遺的精緻攝影；量少但使用時機適當、以彈撥音色為主體的幽雅配樂；舉手投足具有高度說服力的一眾演員演技；讓人物性格刻劃更形複雜如真的情節事件設計；以及那些重複檢視少年們拆除機雷的鏡頭，更予觀眾經常有如被掐住脖子的緊張情緒，近乎喘不過氣來。而凡此種種令人動容的視聽傳達，都立基於一個真實晦暗的歷史情境。導演打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本劇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無形間更強化觀眾對電影的認同和投入。有如身歷其境，夥同戰俘少年們匍匐在地雷原上，隨時都要被殘忍無慈悲的命運一擊打倒，沉重的難以再振作起來。

　　那是故事的力量。我難得在匯聚群眾的影廳裡，體驗到真正安靜專注的時刻。整整一百分鐘，低語或咀嚼聲都不存在──雖然在散場時，仍詫異的看到有人帶著食品包裝離席，我猜想這部電影恐怕讓他們根本難以下嚥──只有當少年在沙灘上第一次戳到淺埋沙下的地雷時，有些觀眾忍不住發出倒抽一口氣的低聲驚呼。過程中，彷彿除了注視、聆聽以外的其他動作，都會是對於這部電影的冒犯。放映當下，整個放映室恍若教堂；結束後，眾人則有如剛參加完最好朋友的葬禮，惟黯然銷魂而已。

（丹麥北海沿岸如此壯美，與之並峙的地雷殺機於是極具衝突性）

　　於此不妨追問更重要的核心命題：贊帝維拍出像《拆彈少年》這樣傷心的電影，目的究竟是什麼？

　　也許是為了要從世人經常忽略的、不同的角度去觀照歷史。有關納粹德國，我們看過不少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電影，但戰後德國如何被盟軍處置之實況，則鮮少透過大眾媒介被認識。《拆彈少年》的出現，無疑填補了這席空位。包括2016年，《我的奮鬥》（Mein Kampf, 1925）得以在德國境內重新出版，這或許同時標誌著：經過逾七十年的時光沖刷，人們已可以較為持平客觀的立場，去看待那段侵略和殺戮前後的歷史，以此諭世，避免重蹈覆轍。

　　不光是就軸心國的戰爭罪行引以為戒，經常被主流世界描述為正義之師的盟軍，有些行動也值得商榷，並應當進一步反省思量。以《拆彈少年》情境來論，明顯對報復正義有其重新思辨：德國人在丹麥海岸埋下的大量地雷，丹麥要求德國人戰後悉數拆除，似乎是冤有頭債有主，誰人造業誰人擔。問題在於手段是否恰當、有無符合人道或比例原則。至少在劇中，丹麥軍方以脅逼強暴的手段，迫使德國少年兵徒手進行地雷拆除工作，恐怕又是另一樁戰爭罪的延伸──只是他們作為前納粹殘黨，從不會有人為他們說話。

卡爾士官長：他們還只是孩子，什麼都不知道……。

艾比上尉：所以你要教他們，明白這一切所為何來。

（艾比上尉的不留情面，足以讓我們重新慎思「以牙還牙」的正當性）

　　「父債子償」成為拆彈少年們背負的詛咒。於是，他們還未懂得生活，就被迫凝視死亡。

◆償罪之人

　　中文片名《拆彈少年》，雖然無法像原丹麥語片名「Under Sandet」（沙之下）涵蓋全劇意象並帶有隱喻，或如英文片名「Land of Mine」（地雷區；或「我的土地」）具備字根拆解、一語雙關的韻味，至少直白指明本劇的重點要項，也是我們的主要角色群像：那受命拆除原遭侵略國地雷的戰俘少年們。

　　要想深度理解贊帝維意圖傳達的觀念，對於這群來自前納粹的少年兵做進一步認識，是不可迴避的路徑。編導可能為避免額外的歷史爭議，或純粹基於情感設計上的美學需求，觀眾得以接觸大孩子們柔軟一面的機會並不多──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在沙灘上同死神搏鬥著。透過一些幕間歇息的瑣碎片段，我們至少能觸及當中幾位有過加強描寫的少年，其各自不同的心思。

（每一個少年兵，對他們的共通際遇當然都有不同的想法）

　　對未來侃侃而談的威廉，是劇中第一個遭逢不測之人（不計入那還未正式上場時，在地堡拆彈練習中炸死自己的另一位無名少年）。從情節設計上，我們事後可以輕易發現：威廉是個容易推動劇情的功能性角色。透過威廉，觀眾得以感受到天真夢想遙不可及的悲哀，和面對死亡威脅時難以自抑的恐懼。炸斷其雙手，更讓人直接見識到戰俘們倘使除雷失誤，將會有何其殘酷的苦難迎面而來──這是本劇把那血淋淋後果展演出來的唯一一次（一次，也就夠了）。

　　儘管早早退場，威廉之於整個故事無疑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包括卡爾士官長對少年們首次表現出關心，也在威廉傷後送醫期間。同時，漢默更因為威廉的遭遇而更加絕望。嘴髭冒出幾莖鼠鬚、身著全套完整士官軍裝的漢默，可能是少年中少數有在戰爭期間深入作戰的人。也因此，德國戰敗遭俘，他應該是最不能接受的。「你在哭嗎？你在哭嗎！」卡爾士官長對漢默下馬威的時候，他之所以流淚不只由於恐懼和思鄉，更恐怕因為被迫聽命於「敵軍」，如此身不由己而感到屈辱。

　　當威廉被炸傷、賽巴斯汀疾聲呼救時，身在最近側的漢默只是漠然旁觀，並非因為缺乏同袍愛（否則，他也不會為大家偷偷去農場找尋食物），而是他早已心如死水，認定在場所有人最終都會步上威廉的下場。一時苟延殘喘的援助又有何用！當威廉在此前談到歸國後想要成為技師，漢默只在一旁冷嘲熱諷，也是基於同樣的灰心：對他來說，任何的指望和救濟都已無濟於事。

（漢默的袖手旁觀，實導因於他萬念俱灰的殘兵心理）

　　包括意圖逃亡，漢默的觀點和行動都等同常人，也符合戰敗軍人驚弓之鳥般的特質。角色塑造上雖不討喜，觀眾若是對其苛責也有失厚道：假使我們身在那般情境，恐怕並不一定能做得更好。相較於此，總是在適當時機做出正確判斷、做對的事情、所有行動都努力嘗試把局面導向更好的賽巴斯汀，則是那「近乎不可能存在之人」。

　　賽巴斯汀不像威廉一般過度天真，也沒有漢默的自以為老成世故，他彷彿能站在更高的層次觀察一切，同時對同伴提供善心關懷，並適時擔負起領導的責任。即使對本來處於對立立場的卡爾士官長，賽巴斯汀也在早期便試圖進行溝通。若漢默代表著司空見慣的人性，賽巴斯汀則可說是反映某種非比尋常的神性。

　　就算如此，今天不論是佛陀或耶穌，被丟到那樣絕境裡，恐怕也難以拯救任何人。「那有什麼用處嗎？」一如卡爾士官長看到賽巴斯汀胸口掛著的十字架，因之提出的質疑。而賽巴斯汀亦非基於虔信或需要心靈慰藉才佩帶著它，純粹因為那是父親的饋贈。導演應該也注意到賽巴斯汀的形象過於超然無垢，所以在後期安排了不少符合其年紀的人性化反應。尤其恩斯特走向地雷自爆一事，對他的精神造成特別大的打擊：他能讓炸斷雙手的威廉在他懷中哭泣哀號，他可以忍耐丹麥高階軍官的欺凌羞辱，他承受的了卡爾要少年們以身試雷的命令──這都是對命運的抵抗。但恩斯特自願赴死，他抵抗不了，也不知該向誰抵抗。

（賽巴斯汀拚命的試圖挽救，但對心死之人，恩斯特，卻是無能為力的）

　　韋納之死永遠地改變了恩斯特。雙胞胎兩人是命運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稚氣未脫的他們其實和威廉差不多天真、相信未來，想著回國後能一起開公司，公司名稱當然是「韋納-恩斯特」，兩人名字的組合。韋納死於雙重引爆的地雷後，那想像再也無法實現了。恩斯特從此失魂落魄，有如心靈都被掏空。他在最後對賽巴斯汀的那一抹微笑，彷彿說明了一切：失去家人的溫暖相伴，是比死亡更痛苦的事。

　　《拆彈少年》的題旨於焉揭露：戰爭蹂躪所有事物，還連累下一代仍被迫繼續承擔。二戰世代等於是被民族主義犧牲的一群。民族主義最初被用來凝聚人心，藉此對抗帝國主義的侵蝕擴張。但到最後，因民族情感而感召的群體自我壯大，終究成為另一新興帝國，以排外和掃除異己繼續發展，也激發起其他國家的民族意識與之抗衡。於是循環相絞，成為仇恨的連鎖，便離人道精神愈來愈遠。

　　這都是戰爭的苦果，而且在戰後依然蔓延。卻似乎無可奈何：光是他們身上流動著德意志的血，就足以構成當時丹麥人憎恨的理由。

◆寬赦之人

　　畢竟，納粹德國不但使丹麥一度滅亡，還在其土地上留下無數可恨的「遺物」，形同殺死了整個祖國的海岸線。卡爾士官長在全劇開頭，對著遣返德軍的一陣暴打，就為這份恨意做出鮮明的註腳。然而其從德軍戰俘手中奪回丹麥國旗的舉動，也說明了他是個情感豐富的血性男兒。由此促成他帶著德國少年組成的拆彈小隊時，所經歷的種種精神苦難和自我掙扎。因為戰爭並未將他完全變成冷血、高效率、奪命的殺人機器，流亡歸國的烽火經歷，反而使他更易傷感，難以再忍受任何反人類的惡行。

　　Roland Møller將卡爾士官長的複雜人性詮釋得絲絲入扣。觀眾有時候看到他對德國少年們極為嚴厲，毫不留情地唾罵甚至暴力相向；有時卻又看他不自禁對之流露關懷和慈愛。幾乎如精神分裂的外顯特質，卻是他身在其位的最真實體現。那些疾言厲色除了是作為兵長扮黑臉、樹立權威的手段，恐怕也夾雜對德國人難以磨滅的厭惡；但於此同時，心思實則柔軟的卡爾，並不能夠視眼前的孩子們為寇讎──哪怕他們身上穿著德意志國防軍的制服。看著這些稚氣未脫的臉龐，卡爾無法像艾比上尉一樣，將他們僅僅視為純粹的掃雷工具，等待他們直到最後一人被炸死在海岸邊。

（擺盪在民族情感和人性良知間，卡爾士官長無疑是全劇內心最受煎熬之人）

　　戰場上殺敵乃理所當然，但在戰後奪取戰俘性命，則是另外一回事。

　　不會為了懲戒納粹而讓自己也成為納粹。擺脫民族主義的鬼魂糾纏，對過去的敵人也能懷抱惻隱之心，這是卡爾仍作為人類的證明。

　　卡爾士官長和少年們的相處關係，當然隨時間有著漸進的發展。編導高明之處在於，其並未將此人際互動以春風化雨類型的線性模式，簡單描繪成「從對抗到相知相惜」、化敵為友的通俗劇。歷史宿怨使得兩造始終存在著緊張情勢。一如上述，卡爾會強迫發燒的恩斯特上場除雷，但同時也對其躺臥休養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表面上對賽巴斯汀製作的掃雷輔助器材顯露不耐，卻也默許少年兵將之付諸實作；他會以各種言談安慰那些失去朋友手足而沮喪絕望的孩子、為被炸斷雙手的威廉施打鎮定劑，但也會在愛犬誤觸地雷身亡後，近乎遷怒地要少年戰俘們列隊手搭著手、採縱隊行進來親身測試除雷區是否已經完全清除爆裂物……。

　　也許那枚炸死其愛犬的地雷，讓他又想起對德國人的仇恨。這還是在他們一行人剛踢完痛快的海濱足球賽後。我們原以為雙方終究化敵為友，詎料一場意外再度炸開彼此的裂痕。不只是少年們和卡爾士官長，觀眾同樣無比錯愕。編導之用心如此巧妙而殘忍，簡直令人為如此現實而感到萬分頹喪。但這同時強烈暗示著：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因為戰爭或任何衝突形式導致的慘重創傷，並非這麼容易便能癒合。那傷害有若宿疾，淺淺埋在彼此的肌理之間，偶一觸動拉扯便將再血流如注，正如同那沙下布滿地雷的海岸。

（那彷彿永遠除不盡的地雷，正暗喻著兩造難以輕易修補的關係）

　　民族主義謬誤導致的悲劇如此沉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納粹透過民族主義號召而使得德意志重新崛起。以結果而言，最終他們也因為那份對外敵意和狂熱而覆滅，甚至得不到申辯的機會。如同班奈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99）當中說道：

「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剝削，民族總是被想像成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誼。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19～20世紀期間，時值民族國家觀念風起雲湧興盛之時。也因此，艾比上尉以冷然、惡意的嘴臉處置德國戰俘──哪怕只是小孩子──箇中道理其來有自。第三帝國在全歐陸肆虐造成的破壞，足以讓當時所有受侵略者都敵視他們。考量到時代氛圍，《拆彈少年》最後被賦予一線生機的結局，似乎稍嫌理想化。卡爾假傳軍令劫虜縱囚，在這之後等待他的，無疑是極為嚴厲的軍法處置。殘存的少年們跨越邊境逃回德國，也將面對那廢墟般的故土，恐怕考驗才正要開始。

（重返殘破家園，那前行之路的艱辛，恐怕不亞於走向地雷原）

　　然而，理想化又如何？在經歷如此真切痛苦的旅程後，導演安排故事保有得以期待的希望，無疑是其對於劇中人物、觀眾、乃至於他自己的一份仁慈救贖。苛求紀實、自始至終毫無希望的《索爾之子》（Saul fia, 2015）當然是偉大的。贊帝維在《拆彈少年》中，以具象表達、意欲彰顯的人道關懷，卻同樣值得崇敬。當賽巴斯汀跑向國境森林前，駐足和卡爾遙遙相望，我們彷彿可以感覺到：他倆在彼此心中，已經寬恕了對方，包括國家、民族間的矛盾糾結，也在這次的抗命行動中釋放開來。

　　這是屬於我們時代的道德劇。也許總有一天，人類可以不用國籍、血緣區分彼此，並能以更寬容或忍耐的態度面對仇恨，放下執著。那終將是卡爾士官長和拆彈少年們所期盼，世界盛開鮮花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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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

　　事後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編劇為了戲劇性的考量，就事件細節做了一些更動。例如，德軍俘虜在清理地雷時，實際上還會搭配坦克等機械化載具以利掃雷；劇中負責除雷的德國少年兵的年齡層，則較史實平均更降低了一些──終戰時，希特勒青年團的兵士應該都有19～20歲以上，但電影所見的少年們年紀顯然更小。

　　將情境要素予以極端化，當然是導演為了更有效召喚觀眾同情而特意為之。儘管如此，這些與史事沒有完全吻合的創作成分，並不減損本片的價值。一反平常對第三帝國的批判主調，贊帝維別開生面地把敘事主要關懷對象，放在德軍少年戰俘身上，並經此反思人道精神的積極意義。相較於主流往往有固定善惡見解的世界觀，導演如此取材無疑具備高度的道德勇氣。在重新強調戰爭的可悲和傷痛，以及仇恨應當被寬恕或忍耐化解的善念以外，這同時也刺激我們應更加了解歷史，並得以從更多元全面的角度去發掘史事，以掌握鑑往知來的力量，盡可能避免憾事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