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要翻拍成電影難度很高，因為它涉及的層面太廣，對一般人來說也未必熟悉，不過在主角刻劃方面，連恩尼遜的表現太過表象，對於一位在信仰上曾經如此傑出的神父來說，他的轉變顯得太過空洞，在遊說羅德里奎茲神父時，態度也明顯地輕浮，內容也不夠堅定，加上出場時間也少，以他做為整場電影的宣傳主軸，除了借重他的影響力與知名度之外，對理解電影本身反而成為障礙，殊為可惜。

《沉默》描寫的場景是在十七世紀的日本，天主教耶穌會教士進入日本這塊處女地後，大量培植信徒與建立教會，最後因為危及到了日本傳統諸侯勢力，在擔心天主教徒坐大之後影響政權穩定，因此遭到殘酷鎮壓，這些滿懷信仰熱忱的天主教修士，在殉教與拯救信徒當中的心路歷程。

殉教在天主教與基督教中，帶著強烈的英雄色彩，殉教者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更是從耶穌時代以降，教會口熟能詳的一段經典語錄，耶穌的十二位使徒扣掉猶大之外，十一位當中有十位殉道而死，因此對於神父或修士來說，殉教雖然是肉體的折磨，卻是精神的冠冕，信仰的榮耀，更是進天國的保證，從使徒時代最著名的使徒保羅，他在殉道前的書信就這樣寫道：「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章6-8)

但是信仰畢竟是靠著心靈去承受與理解的，所以專職侍奉信仰的神父與信仰程度一般的信徒，對殉教的承受度與認知本身就存在著差異，《沉默》就是圍繞著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救贖」在不斷質問：信仰是否有一體適用的標準？信仰是不是一定要有固定的模式？信仰帶來的喜悅平靜或救贖，是否只能藉由固定的儀式來產生？身為信仰的守護者神父，是否有資格取代神的地位？神是否原本就希望信仰者，能夠把信仰的價值-愛，至於天父之前？面對迫害與痛苦，信仰除了仰望天國，是否有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不斷撫慰受苦者？撫慰受苦與保護信仰，孰輕孰重？

《沉默》是一部不斷在追問信仰核心，以及探討同樣的信仰，為何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出完全截然不同的詮釋與內涵。要思考的是，同一種信仰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內涵嗎？在羅德里奎茲神父(Father Sebastião Rodrigues)跟卡羅培神父(Father Francisco Garupe)東渡日本之時，他們首先面對的是「迫害」，也考驗著他們對信仰迫害的理解，迫害在過去天主教史的紀載中，偏重描寫的大都是肉體的折磨，激烈卻短暫，例如被投到獅子坑中、被澆上瀝青焚燒致死，釘上十字架或斬首，這些刑罰一旦執行，致死的時間通常不會拖過一天。

但是這兩位神父面臨的卻是十二使徒中的約翰長老同樣的心靈折磨，耶穌的十二位使徒當中，唯一高壽而亡的只有約翰，但是在聖經記載種，約翰卻面臨了極大的寂寞與空虛，因為他的兄弟與摯友，在短短數十年中全部去世，他卻一個人被監禁在遙遠的拔摩孤島，滿腹熱忱、滿腦知識卻毫無傳教之用，所以在影片開頭，兩位神父面臨的就是無止盡的失望、恐懼與孤寂，他們面對自己的信仰，求問自己的未來，對於信徒的需求體貼卻不夠深入。

這一段質問的是教會在信仰當中到底扮演甚麼角色？其實在神父沒有回到村子之前，天主教的信仰還是存在的，有沒有神父其實無損信仰的存在，儀式的缺憾也不動搖信徒的盼望，簡單講，這一段追問的是信仰真的要有官方承認才有救贖之功嗎？因為後來這一批地下天主教徒仍然留存，變成一種變形的天主教信仰，至今也都還存在，他們被稱為「隱匿的天主教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他們的信仰也的確如同片中井上奉行所說的，已經脫離天主教正統，成為混雜了佛教、神道教、天主教與神話傳說的新興宗教，就算後來日本政府恢復了天主教傳教，他們也拒絕再回到傳統天主教信仰，但這又是另外很長一段故事了。

天主教是極為注重聖品、階級、傳承的宗教，加上屬於一神教，排外性極強，中央集權色彩濃厚，尤其兩位神父出身的耶穌會，更是被天主教視為對抗新教與異教的最強大力量，在科學軍事與教義上都是天主教的帶頭先鋒，但是在《沉默》當中，這種排外性與一致性是不斷被打破的，兩位神父對於是否可以腳踩聖像棄教有嚴重的衝突，羅德里奎茲神父認為棄教「踏繪」可以，卡羅培神父卻堅決反對，接著當奉行要用信徒之死要脅兩位神父時，兩個人的下場也截然不同，卡羅培神父為救信徒溺死，羅德里奎茲神父卻被留下性命，作為背教的樣板，活到終老，但是死掉的神父與棄教的神父，其實兩人都還保留著對天主的信仰，這種外在的不同與內在的一致是對一神教信仰極大的挑戰。

當中最突出的人物莫過於吉志郎，他也是最為挑戰天主教信仰的人物，在基督教信仰中，救贖只有一次：「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希伯來書十章26-27) 但是在吉志郎身上，遠藤周作要挑戰的一點就是，基督的愛難道對罪的救贖只有一次嗎？耶穌所說的愛大赦免也大(路加福音七章47-50)，能在這個不斷被判神背叛信徒的罪人身上彰顯嗎？答案最後是肯定的。

雖然吉志郎一再的背叛跟出賣，羅德里奎茲神父還是一次又一次的聽了吉志郎的告解，一次又一次的赦免堅固他的信心，雖然他仍然軟弱，卻有了自新的機會，最後他終於不再背叛自己的信仰，選擇被兵丁帶走，這或許就是信仰對信徒的一種挑戰，教會能夠容許信徒軟弱幾次？神又願意幾次把迷羊找回來？這一段嚴格講，是對現在教會極大的挑戰，也是對教會規條的嚴峻考驗，教會是要維持信仰的純正，還是一再放下堅持去遷就信徒。我只能說，最後這樣的審判只能交給神了，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堅持信徒自我就會崩解教會群體，這種兩難目前沒有標準答案。

比較遠藤周作的原作跟改編電影，電影能呈現的衝擊比不上原作，因為信仰畢竟是來自於心靈的衝擊，例如說對於棄教所要做出的「踏繪」，也就是踐踏耶穌或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在原作當中在踩上去之前，有非常多的文字獨白、心情掙扎與情境描寫，但是在電影中往往就是幾秒鐘的一個動作，看不出來衝擊性，同時旁白選用連恩尼遜，因為他出場時間太少，他背教轉向日本佛教的過程太過跳躍，旁白沒有說服力，難以讓人感覺到當中的深度。尤其電影當中，在日本的壓迫者方面，根本就是用一群壓迫者的角色在描寫，讓日本官方變得跟IS沒有兩樣，也使得日本佛教神道教變成了壓迫者的宗教，讓基督教的正當性變得太強，反而無法思考天主教當中信仰的兩難與困境，我想這跟篇幅與畫面的限制有關。

總而言之，這的確是一部對信仰充滿思考的電影，但是也因為太過深入，閱聽眾如果對於天主教或基督教沒有一定認識，恐怕很難有足夠共鳴，他們可能會讚嘆信仰在表面與實質的落差，卻不一定能站在信仰當中去更深入思考信仰，其實另外一部1986年拍的《教會》，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在衝擊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思考信仰是不是在意形式更重於內在。在一個越來越強調集體教義與行動的宗教世代中，許多宗教強調集體意識、團體行動和教義統一，卻忽略了宗教內含當中的愛、包容與救贖，永遠都應該是生命的重心，而不只是裝飾教義的語彙。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刊登，作者：蔡又晴，出處：P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