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的秘密》是一部很不尋常的傳記片。

電影講述被譽為「永遠的第一夫人」的賈桂琳甘迺迪（暱稱賈姬Jackie，由Natalie Portman飾演），在丈夫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後，幾天內發生的事：她要面對丈夫就在身旁頭顱中彈當場死亡的可怕事實、她要面對繼任的副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曾是甘迺迪在民主黨的總統黨內初選的政敵）、她要向年幼女兒和兒子交代父親過世的消息等等⋯⋯。

將人物生平壓縮在短短幾日內的困境，能逼出一個人的光芒，透過其選擇與作為，讓「平凡人」蛻變成「偉人」。這是許多電影，特別是傳記電影，避免流水帳的故事展開方式。這類電影往往也在這樣的發展曲線下，走向歌頌的神話化。

某方面來說，此片亦不免俗，賈桂琳面對巨變不能垮掉，得在短時間內奮發振作，做出一系列決策，非常人之所能。然而她所作的，不只是成為堅強勇敢的第一夫人（公領域的「國家之母」）與母親（私領域），還包括處心積慮地利用葬禮佈局與公關手段，讓執政成績差強人意的亡夫成為神話——電影也在這個層次上，聰明地解構了甘迺迪神話。

歷史要蓋棺才能論定，但誰來論定？怎麼論定？有太多個人能上下其手之處。電影以1963年《生活》雜誌的一篇真實訪談為基礎，設計一位記者（片中沒有名字，但影射的是Theodore H. White）在刺殺事件後造訪賈桂琳，記者在門口就說：「甘迺迪夫人，你希望他如何被記住呢？」（And how would you like him remembered, Mrs. Kennedy?）

在這場由賈桂琳主導、記者只是掛名代筆的訪談中，賈桂琳以「卡美洛」的優美比喻（Camelot，亞瑟王的城堡，也是歌舞劇名稱與歌曲），喃喃訴說歌詞：「不要忘記，曾有一個地方，一個短暫的閃耀時刻，叫作卡美洛」（Don’t let it be forgot, that once there was a spot, for 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that was known as Camelot），將甘迺迪的執政成績總結成：如同亞瑟王匯聚圓桌武士們準備幹一番豐功偉業，卻英年早逝的無盡遺憾與高度理想。爾後，人們論及甘迺迪在位的短短兩年多，率以「卡美洛王朝」稱之。事實上，「卡美洛王朝」建樹不多，甘迺迪作為近代最富盛名的美國總統，可謂名不符實（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近年很多反思文章）。

一如甘迺迪總統的父親，以賣肥皂的推銷方式（他有一句名言是：”We’re going to sell Jack like soap flakes.”），把兒子拱上總統寶座，如明明有嚴重背痛、愛迪生式症（Addison’s disease），長期服用止痛藥，卻隱匿病史，包裝成年輕有活力的樣子。片中賈桂琳所做的選擇，如跟林肯用同等規格的隆重葬禮（恰好林肯在近一百年前也遇刺，兩人都在處理民權議題）、安葬阿靈頓國家公墓（專門葬國家英雄，恰好甘迺迪在民主黨黨內初選時也是以「二戰英雄」形象擊敗沒有當兵的強勁對手Hubert Humphrey）、牽著子女的手一同送葬不畏槍手，都有意且成功地，為歷史留下動聽精彩（卻不見得切合實情）的形象素材。

看似建構神話，實則反身地解構神話，這是《第一夫人的秘密》其中一條線索與命題，但這不足以勾勒全貌。全片以記者與賈桂琳的對話作主幹，填入的段落卻不盡然是受訪內容的影像化。剪接師Sebastián Sepúlveda受訪時說，這個主幹結構是後來加的，為了讓觀眾比較能看懂，原本更破碎、多面向、不穩定，交錯呈現賈桂琳的多重面貌。導演Pablo Larrain曾說，賈桂琳可能是最有名的人裡最未知的，這很吸引他。

落實到影片，Larrain似乎不打算破譯未知。乍看，電影是由賈桂琳受訪時的口述內容拼湊而成，但這只是表面軀殼，很多內容肯定不會、也沒必要向記者陳述。因此，我們可以說，電影的內裡更像是賈桂琳的意識流動，多條時序與多種性格，交織錯落成混沌費解的迷障，在時不時飄出的Mica Levi所做的古怪音樂撩撥下，彷彿勾出一縷皮囊之下的遊魂——Mica Levi上一個重要配樂作品是《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2013）。

所謂的多種性格包括：多數屬於公領域：面對記者，咄咄逼人、控制欲極強；與小叔Robert Kennedy一起時，共同捍衛家族事業；一年多前拍攝《A Tour of the White House》影片時，仍顯稚嫩僵硬的公關笑容；大庭廣眾之下，風采泰然自若，卻又隱約洩露不安全感（如開場下空軍一號的手持鏡頭）。少數屬於私領域：面對神父，似乎吐較多真言（只是似乎）；面對子女，又展現出母性的一面。

另外還有一種無法歸類、特別有趣的是車內鏡頭（如下圖）。這是一個介於公、私領域之間的微妙空間，車外的群眾看不見裡面，而他們的身影映在窗上，不斷閃過，車內的賈桂琳看得見外頭，但她不用擔心被看見，可以卸下面具，眼神似乎冷漠而封閉。性格，是一種面具。公眾人物的面具，尤其多得望不穿。

該如何拍攝面具？這些賈桂琳的臉部特寫，有很高比例採完全正面與側面。

有趣的是，正面與側面並非常規拍攝會採取的鏡位。正面會讓臉顯得平面，缺乏立體感，在大銀幕上放這麼大的頭對著觀眾，也有壓迫感。完全側面只給觀眾看一半的臉，顯得神秘或在隱瞞、防備、閃躲些什麼（希區考克的《迷魂記》是很好的範例）。放到這部片，賈桂琳要傳遞給觀眾的正是壓迫感（尤其面對記者）與神秘感。換言之，感受不只透過Natalie Portman的表演傳遞，時不時的情緒爆衝與五官猙獰、滔滔不絕卻又雲裡霧裡的漂亮話迷障，也有賴攝影機的系統擺位。當然，片中也有採取常規拍攝會用的3/4鏡頭（介於完全正面與側面之間），能給臉孔較好的立體感、舒適感，最顯著的案例，莫過於對女兒講死訊。

至於跟著賈桂琳四處遊走的手持鏡頭，經常給她側面或背面（有時是類似Stanley Kubrick《鬼店》的穩定跟拍，演員置中背對觀眾，場景有點對稱），貼得很緊的特寫畫面，常讓膨大定型的黑色假髮佔據極大面積，帶來未知與緊張的感受。這些影像上的小技巧，持續加強角色帶給觀眾的未知與陌生，攪動不知何時會沸騰、噴發的混沌狀態。

各種面具，各種情緒，在缺乏明確因果鏈的串連下，散射四濺。有些人以為，演員凌駕了電影，變成一部單純炫耀Natalie Portman演技的衝擊奧斯卡影片。但我以為，這正是《第一夫人的秘密》的趣味所在，賈桂琳在美國是名人，電影成為一種另類詮釋，不追求連續性與穩定性，不提供一個能輕易移情而理解、浸入（甚而論斷）的路徑，比較像是對熟知她的觀眾的挑戰（台灣觀眾或許有點不適應）。更重要的是，儘管每一場戲都有她，可是看完後還是很難描述她是怎樣的人；儘管用了大量臉部特寫，卻沒有讓觀眾更靠近她的內心世界，相反地，似乎被推得更遠了。影像與敘事的執拗，不能說看不見導演或其他工作人員的存在吧。

即使影片層層疊疊出多重迷障，但底下仍藏著一個足以辨識的心思。這個心思，扣著一個大問題：為什麼賈桂琳要費盡心思建立「卡美洛神話」？

影片交代的可能原因包括，金錢（林肯遺孀窮到得變賣家具），罪惡感（末段再次回憶刺殺現場，據剪接師所說，這段是後來為了增加末段高潮感才改的），甚或某種虛榮（如片末她在車上看著自己的標誌性服裝變成時尚），但這些或許都比較次要。現實中，甘迺迪夫婦的關係並不好，賈桂琳與神父的對話也指向這點，甘迺迪還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例如跟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關係匪淺，這段婚姻作為保持好的「一家之主」、「丈夫」、「父親」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

電影末段，當賈桂琳對記者口述卡美洛時，旁白的確是對記者說的，但影像卻不是甘迺迪政府的施政相關畫面，而是身穿紅色禮服的賈桂琳與甘迺迪在舞廳跳舞（這個舞廳空間只出現在片末兩場戲，跟「卡美洛」一起出現），在這一刻，賈桂琳的神情非常快樂，影片色調非常明亮（相較之前的受訪空間，有忽然跳一下的感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賈桂琳編織了「卡美洛」的神話，籠絡了記者，魅惑了後來的美國人民，給了賈桂琳所說的「他們想要的童話」；但於此同時，賈桂琳似乎也被自己編織出的「卡美洛」裡曾有（或想像？）的美好愛情給迷眩了。

賈桂琳在其他訪談說的很明白：「我認為每一個女人都渴望被需要，在政治領域，你就有這種感覺。」（I think every woman wants to be needed, and in politics, you are.）

於是，我們似乎可以理解，遊蕩於白宮此刻的賈桂琳，為何內心意識不斷回到拍攝《A Tour of the White House》影片（注意賈桂琳在新聞影片末段甘迺迪出場時的嬌羞模樣，對照開場不久下空軍一號的公事公辦）、聆聽大提琴家演奏與跳舞的那時，宛如一種悼念與牽亡。那是她的卡美洛，感覺自己被愛、也被需要的美好時刻。正是這些不停回溯的「被需要感受」、如她在尾聲所說的「我只是太開心傑克因為我而感到驕傲」，驅使她武裝自己成為一位堅強、勇敢的「偉人」。

電影最後一個畫面，歌曲唱著"that was known as Camelot"，甘迺迪夫婦共舞，賈桂琳把頭埋入甘迺迪肩膀上的一片黑窩，在一片詭譎不安的暗處裡，她笑了（嘴巴或許看不清楚，但從她的眼睛，隱約可見）。這個令人心頭一震的笑，彷彿是《第一夫人的秘密》裡的rosebud，是開啟她所有行動的鑰匙，在我看來，或許是全片最黑暗、也最動人的瞬間吧。

（如欲轉載本文請先詢問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