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從邊緣叩問日常 劇透
從短片《大佛》「plus」而來的《大佛普拉斯》,一出手果然聲勢浩大,不僅贏下台北電影節大獎、入圍十項金馬獎,也在票房上開出紅盤,得到廣大觀眾的肯定。平衡了台灣電影長期以來難以克服的雅/俗距離,這部黑白畫面、台語主聲道,三不五時還有導演插科打諢、看似來亂的電影,十分謹慎地在美學形式與深度議題討論的要求下,揉捏出一個討喜的「非日常故事」。
電影劇情其實非常簡單:兩個沒錢沒勢的社會邊緣人,不小心在失去顏色的視界裡看到不該看的彩色人生,於是生活──就像那尊被反覆修補的大佛──被強行鋸開、塞入死物(是某個時刻的自己抑或生活本身?),從此重新焊接成為另一個模樣;對現實的批判──無論是透過導演口白、劇中人物的自嘲,或者對比鮮明的彩色畫面──更是幾乎不假掩飾,在部分橋段甚至有些過份造作的疑慮。
然而,卻也正是透過這種直接而近於粗暴的敘事方法,《大佛普拉斯》營建出了底層人物真切的困境:生活之難不是難在無知,而在於不可逆轉。「好野人三分靠作弊,七分靠後壁」、「人生落土八分命」,這些從邊緣人口中發出的自嘲,雖然精確地指向了某種社會運作的法則,但終究只是一種「沒有其他事可做」的幽默,酸的同時也重複提醒了自身的位置。同樣的,從電影初始即介入觀者視線與想像空間的旁白,雞婆地在許多應該沉默的畫面插話、補刀、評註,其功能本身便是一種對遮蔽狀態的揭露:它後設地阻絕了觀者的移情可能、它點破導演的意圖與目的、它「預知死亡紀事」,卻不因此對角色稍稍寬容。
這才是「大佛」最最真切的悲哀:它不是「不在」,而是在場卻無能為力。果陀早已到來,但人生並不因此得到解脫。如果說「神」是從人本身異化出的形象、是透過集體崇拜力量所形塑而成的象徵圖騰,那麼被命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所傾軋過去的無用之人,早已因為社會機制的汰選,被預先拒絕於離苦得樂的彼岸之外了。
而佛/救贖的不可能不僅表現在人物「認識」之無用上,也反映在人與人間溝通與理解之無效。肚財對失意之人無濟於事的關懷、除了逛逛便沒有其他事可做、旁人對其一無所知的釋迦、菜埔對小叔的信息傳遞不能……,邊緣人不會因為同在邊緣便得以相互安慰,他們那無法被進入的內心宇宙既是彼此也是自己的邊界。在徹底的異化邏輯之下,連自己都成為自己的邊緣人。
弔詭的是,在這宛若無可扭轉的絕境之中,那些佔據了電影大半時間、無益於推進主線劇情的鏡頭,以某種「無用之用」的方式,烘出了生活的溫度。故事的最後一幕,菜埔在傾頹的屋舍裡勉強清出一點空間,翻看肚財給他的色情雜誌:那既不是公平正義實現的美好將來,也並非微弱的希望之火的呈現,而只是一個廢人,在什麼都不剩下了的廢墟裡,繼續著他的「日常」。
當然,這樣的「生活經驗」並無關乎觀眾:導演的聲音無時無刻提醒著我們,這僅是一個在巨大行車紀錄器裡搬演的「非日常故事」,幽默、辛辣、赤裸,偶爾夾雜一點溫柔,無礙於行車安全。只不過,在不小心「看見髒東西」之後,電影於觀眾內裡所悄悄填入的一些什麼,仍持續撞擊著戲外的現實,彷彿反覆叩問:反身的chance有抑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