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藝謀 / 1988年柏林影展金熊獎

前景娛樂在十一月25、26日的週末，在臺北新光影城上映《紅高粱》的數位修復版，限定兩場，讓觀眾得以看到第55屆金馬獎最佳導演三十年前的作品，以及年輕的姜文與鞏俐兩位重量級人物。張藝謀的電影其實每部都很有名，有些是在藝術上的成就，包括金獅獎、金熊獎、坎城評審團大獎，或是商業上很成功的作品，又或是因為罵名而紅的作品。

在我成長求學的過程中，國中就看過張藝謀很特別的《一個都不能少》，當時有人開始會調侃「作業，一個都不能少」。這部電影有吸引力，我好像理解那個故事，一個農村女孩為了不讓小孩子逃跑或被綁架，就死命地保護小孩，那女孩子努力的樣子，至今都有印象。即便故事已經自記憶體中淡化了，那個貧窮的農村，黃土飛揚，粉筆都用到很短還再用，黑板都很髒很破舊，不像我讀國中時，自己擔任擦黑板的人，非得把黑板擦得一乾二淨，一點粉塵都無，因為老師會罵，甚至拍桌甩頭不理人。

那時略知張藝謀是何人，拍過《英雄》、《十面埋伏》，但兩部片我都沒看，之後好像很紅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也是他拍的，我也沒看。時間很快，自己上了高中，歷史課看了一部《活著》，該片獲得1994年坎城評審團大獎，葛優在電影中陶醉地骰盅，以及最後因為怕被槍斃而尿褲子的懦弱樣，我依舊記得，雖然故事不太記得，但有股力量衝擊了我。

之後只看過《大紅燈籠高高掛》，把一個家庭中女人們鉤心鬥角的戲拍得真好，那是一部很安靜的作品，觀眾看不見老爺子的臉，卻能在女人的眼中口裡，吐露那種對權力位階的嚮往，而從外人當起的鞏俐，一一的爬上位，踐踏多少人情，讓人看得是啞口無言。聽說他現在的電影花花綠綠的，尤其《長城》罵聲連連，雖然網路的世代，有些事情還是得親眼見證才知道，只看過電視上播過該片，但奇異怪獸充斥在中國式的建築的確奇怪；還有那種飛來飛去的特效鏡頭，實在是不習慣。

今年金馬影展原本會播映《大紅燈籠高高掛》的修復版，但後來取消，只能說可惜。可巧，《紅高粱》特別接在金馬影展大致上結束的句點，又延續一段張氏作品的展演。筆者尚未讀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著作──《紅高粱家族》，但以電影本身來說，鏡頭在寫實的基礎下，平鋪直敘又完整地講述一則關於革新與破戒的故事。《紅高粱》是個反叛的故事，光是抬轎人跟轎子上的新嫁娘互相眉來眼去，大概就讓許多老古板反感了吧，更別說在高粱田中私下野合，其中的兒女私情早已超越禁忌，但如今來看的確沒什麼。

電影以第三人稱旁白述說著爺爺奶奶的故事，且在文句中表示，故事是聽來的，至於是真是假，如今已不可考，卻又引述縣誌的記載資料，因為羅大漢是反叛軍，被日軍當眾剝皮，昭告大眾不得反叛的真實故事，所以在虛虛實實之間，張藝謀選擇相當寫實的敘事方式，講述這則近似鄉野傳說的故事。

鞏俐飾演出嫁的少女九兒，被人再三囑咐坐轎的時候不得把罩頭紅布摘下，也不能偷看外頭，但這幾句話說完，鏡頭馬上接到九兒摘下紅布的瞬間，因為坐轎的路太顛頗，滿身的大汗，頭都快暈了，恨不得趕快下轎。接下來，導演帶觀眾看九兒主觀鏡頭，轎子垂掛的帷幕，九兒從縫隙中窺視到前頭姜文飾演的轎夫余占鱉。書中這樣形容轎夫的身材外貌，從肥大的腳到寬闊的上半身，表現著這名女子的春情，想要看清楚這名轎夫的樣子。以上可以見到這名女子已經違反傳統道德的行動，以及想要窺探外界的衝動。

由於抬轎人都是窮人，他們沒錢娶妻，只能幫人做事，偶爾透過一些玩笑提升生活上的趣味，所以玩弄坐轎的新婚女孩是家常便飯，也一吐生命的怨氣。接著，我們可以看見抬轎人以及吹喇叭的師傅開始鼓譟，唱著歌，吹奏吵死人的音樂，讓轎子搖啊搖，讓裡頭的九兒哭出聲來才停下動作。這裡的主使者是姜文飾演的余氏，導演藉由這場戲慢慢引導觀眾看出男女主角是誰，在外的余氏，在內的九兒，兩者的主客互動，余氏引導著九兒。

在電影後頭，可以發現，余氏的一切作為，幾乎都難容於他人之眼，帶九兒入高粱田、暗殺酒莊老闆李氏、灑尿在新釀的酒缽中、到敵人家威脅，甚至最後做了反叛軍的頭子，在書中，余氏已經不是轎夫了，而是「余司令」，一位抗日組織首領。先不談馬克思主義或無產階級，但可以發現余氏這個無產階級開始一步一步地把有產階級打倒，不就是共產黨的雛型嗎？而九兒成為酒莊主人後，對著下人說，我家的東西就是大家的，這也表示共產的理想思維。故事後半段，讓算是有錢人的黑幫大哥跟投身反叛運動的羅漢大哥一同被剝皮示眾，前者的死，是膽小，後者的死，是壯烈，其實多多少少參雜著共產黨的精神。

總的來說，整部電影從男女私情出發，到最後抗日的描寫，其實都圍繞在「反叛」的精神上頭。《紅高粱》在1988年出品，是第五代中國導演的代表作，也彰顯著一種新精神的開展，更何況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以一部帶有共產思維的作品在西柏林獲得金熊獎，如今來看不管是莫言先生的原著，還是張藝謀的電影，皆有其可看之處。此外，電影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而模糊本片的美學，反而可說是巧妙地融合在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