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沉默的致意 劇透
作為馬丁.史柯西斯籌備已久的電影,《沈默》的長度與重量都相當引人注目,161分鐘,關於教會信仰的探索,其間逢難、救贖、痛苦、辯證,長段長段的對話,還有困惑,在在試探觀眾對電影的耐心。如果我們將電影看成是信仰,而馬丁.史柯西斯是電影的司祭——用攝影與放映的儀式,要求觀看者在漆黑的空間中,與他一同體驗神意,那《沈默》可說是恰如其實了。
《沈默》講述兩名神父,為尋訪音訊全無的恩師,前往遙遠的日本。當時是十七世紀,經過近百年發展與累積,西方航海技術來到高點,各國將航海視為重要戰略,而耶穌會的教士們,也秉持「愈顯主榮」的使命,紛紛向海外出發。他們相信,將神的福音傳到各處,在世間建立教會,是他們榮耀神的方式。而在當時的中國,明帝國已經土崩瓦解,清帝國方興未艾,更遙遠的日本,則是剛剛經歷戰國時代,結束群雄割據,國家仍然喘息未定。
對政權的領導人,西方傳教士的意義不外兩點,一者技術,二者資金,就像湯若望與南懷仁在那個時代,主要是以曆法與彈道,受到當權者的重用;同理,《沈默》中日本驅逐葡萄牙,只跟荷蘭貿易的原因,是因為荷蘭供應日本政權需要的火器。從井上筑後守與洛特里哥神父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井上筑後守在意的不是信仰,而是政權的穩定性,他對傳教士沒有個人偏見,只是「務實」地要求他們,符合「日本的方式」,而對視信仰為一切的傳教士而言,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於是,井上筑後守用他的「務實」,阻礙傳教士們的純然善意,或者更貼切地講,他開始迫害耶穌會的教士們。
關於這類現實與信仰間的扞格,在電影中屢見不鮮,審問的官吏要求基督徒踏繪,以證明他們不是基督徒。官吏說,那僅是個形式(Formality),只要用腳輕輕碰下就好,擦過也行,大家各退一步,你理解我的難處,我也不追究你的信仰,彼此相安無事。奇妙的是,在現代的折衝場合,仍然處處可聞類似修辭,例如軍隊義務役,甫進營的菜鳥新兵,聽學長諄諄教誨,只要你不惹麻煩,大家都可安好。似乎對於權力機關而言,那樣的規訓,本身就有它的意義。
而宗教,從某方面而言,也是由形式開始,建立起群眾的信仰(所以卡爾倍神父斥責茂吉,絕對不能踏繪,那是高於生命的事)。如此看來,宗教與世俗權力,兩者的碰撞似乎必然。位居弱勢的傳教士們,也因此不得不奉獻自己的肉身,相信殉教的恩寵,與所有反面恩典,前仆後繼地逢難。
對基督徒來說,那會是一段黑暗而痛苦的歷史,他們在困阨中呼求神的拯救,如同更久以前,國家滅亡後,在曠野徘徊的猶太人,或是新約中,耶穌的最後禱告,「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何以苦難處處,神卻沉默以對?對日本的基督徒來說,這段歷史是什麼意思?當一名日本基督徒面對詢問時,他該如何答覆?遠藤周作的原作中,煎熬也是神的愛,因而一名日本人,與其他人並無不同,「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無論世人善惡,軟弱或者剛強。
馬丁.史柯西斯在電影的意義上,將它重新走過。如同宗教,電影也要與現實協商,當它開拍的那刻,它必然動用大量的資源,也必然要求種種的「形式」,在這意義上,困擾遠藤的問題——關於日本的基督徒信仰——也許不是困擾馬丁的問題。馬丁以西方傳教士的身分,重新造訪日本的電影語言,如果可能,用他的話,重新翻譯。
在《沈默》中,無論是煙霧瀰漫的硫磺谷,還是山間無邊無際的芒草,都是屬於東方的鏡頭。電影中大量的室內戲,與其說是原作的「場景化」,不如說是它自身展現了和式的對話與佈景,連同那些不自然的部份。電影有著嫻熟的技藝,與某些明確的西方風格,例如洛特里哥神父為逃難而來到的貓村,或是那條色彩斑斕的蜥蜴(一個小小的好奇:日本電影會如何拍那條蜥蜴?),但整體影像相當克制,有時接近簡單的重述。於是,在各方對比與信仰的驗證中,我們該當如何看待它?我想,它也許能看成是馬丁的致意,用他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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