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的阻礙─我所看見的張藝謀
若以張藝謀在電影史上的得獎紀錄來看,中國導演的首席是他無庸置疑的美名,台灣的觀眾朋友要接觸到他的作品也是相當容易的事。我看過這位中國大導演的六部作品,從1986年「紅高粱」﹝柏林影展金熊獎﹞、1991年「大紅燈籠高高掛」﹝威尼斯影展銀獅獎﹞、1994年「活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2002年「英雄」、2003年「十面埋伏」,到最近2006年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一路這樣看下來,不知道會不會很多人對他近年的作品有個共識─失望?【註:1999年「一個都不能少」獲威尼斯金獅獎、2000年「我的父親母親」獲柏林影展銀熊獎】
或許這個感覺,某個角度而言是不公道的,因為他的晚近考量,無非就是商業製作、觀眾導向的;就這個立場而言,他絕對是成功的,看過他2000年以後作品的觀眾人數,是先前作品所所不曾達成的廣度。然而稍一比較觀影後的感受,很容易就會發現,空虛感與製作成本恰巧是成正比的攜手並進。會不會想再看一次?這個慾望的有無,成了他早晚期作品中再明顯不過的一個分水嶺。觀影後想把那些影像敘事重新塞回腦海中咀嚼的慾望很低,也沒有什麼餘韻在心理迴響著。
「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等片,影像呈現上的樸實製作,反倒襯托出劇情的迷人,以及演員深厚的表演功力。就演員而言,明明都是張藝謀導演,「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鞏俐,戲演起來說不出是矯情還是哪裡有些OVER,一整個讓人覺得不知道哪邊不對勁;就劇情題材而言,早期雖然有些國家指導意識的殘餘物,像是「紅高粱」中的民族抗日、「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破舊習反父權,甚至像「活著」這部電影雖然是齣悲劇,但其中在共產黨領導下,黨對人民生活基本照顧的適任仍是場完美演出,悲劇的成分是建築在個人的苦難,而非民族的災難。這些「國家教育」的成分即使能被指認出來,但卻無傷它成為一部部令人讚賞的好電影,成功地吸引了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意像的好奇目光。就這一點而言,台灣的觀眾或許離西方中心靠得近了一點,離鄉土中國更遠了些。
2000年以後的張藝謀,挾帶著更豐厚的拍片資金,往全球的娛樂電影市場進擊,花了大錢延請到具有高能見度的影星來拍片,但卻少掉了許多對情理的雕琢韻味。按理說,對人情義理、現代及傳統的衝突等反思,應該是隨著年齡與高度更加敏銳,但是這些東西卻在張藝謀的作品中逐漸缺席。﹝或說是需要從華麗的影像中細心挖掘才可見?﹞金錢的力量給予張藝謀的幫助,幾乎全轉向了畫面上的排場,從細緻的情感變成了震撼的視覺效果。這種場面調度的功力磨練,或許是張導個人的興趣轉向與練習,不過同樣明顯的是,問鼎國際影展重要獎項殊榮的機會似乎也不再出現了。
當張藝謀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不能再與往日相提並論之時,是否也與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冷暖心酸疏離了?選擇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法則,以神話式的題材賣點來刺激消費,讓人不禁懷疑,張藝謀原本突顯出社會矛盾與時代落差的能力究竟是喪失了?還是自願變得沉默?這種以電影突現時代問題的任務,反倒轉嫁在像是拍出「盲井」﹝2003年,柏林影展銀熊獎﹞的後進導演李揚身上。「盲井」所拍攝出來的樸實感,卻與十多年前張藝謀的作品相當相似。以非專業的角度來看,這種樸實感的相似氣息,或許僅是出於製作成本的限制,這更加讓人置疑過度地使用金錢的力量,是否同時也鈍化、卸下了導演本身應有的能力??